程慈航与柳素贞的婚礼，是在抵达台北後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的。柳素贞是基督徒，程慈航虽不信教，但他说，依你。於是婚礼的地点便定在台北中山北路的一间基督教堂。教堂不大，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老建筑，尖顶上的十字架在秋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。教堂里的长椅是深褐色的，窗上嵌着简朴的彩绘玻璃，日光透过玻璃洒进来，在磨石子地板上投下一片温暖的光影。
黄厅长亲自到场主婚。这位在南京时就对他青睐有加的老长官，如今是台北警务系统的实际负责人，在军中根基深厚，说话分量极重。不过总统府里派系林立，黄珍吾也不是没有烦恼——他在私下场合曾对程慈航说过，自己这个位置坐得并不安稳。但无论如何，他对程慈航的栽培始终不遗余力。
伴郎是林阿土，程慈航让他做伴郎时，他正在档案室外面擦皮鞋，听了这话蹭地站起来，说程科长，我连对象都没有，当伴郎合适吗。程慈航说没对象正好，先练练手。林阿土挠了挠後脑勺，嘿嘿一笑，说那我得去买套新衣裳。
婚礼那天，林阿土穿着新买的藏青色中山装站在程慈航身後，腰板挺得笔直，脸上的表情却藏不住那股子兴奋劲儿，嘴角老往上翘，压都压不住。交换戒指时他把戒指递过去，手指微微发颤，程慈航接过戒指侧头看了他一眼，他立刻把翘起的嘴角抿回去，用力眨了眨眼。周淩和赵斌并排坐在台下，周淩压低声音说这小子比新郎还激动。赵斌难得笑了一下，说他那是替科长高兴——年轻一辈里就数他最服程科长。罗玉成在旁边接了一句，说阿土今天穿得跟相亲似的。几个老部下在台下低声挪揄，谁都不敢让前面坐着的黄厅长听见。
柳素贞的伴娘姓陈，叫陈静宜，是她到台北後认识的女警，在警务处档案室做文书。两人每天在档案室里面对面坐着，渐渐便熟了。陈静宜是台南人，本省姑娘，说一口软糯的台湾腔国语，比柳素贞小几岁，圆脸，笑起来有两个酒窝。她父亲原是日据时期的公学校教员，光复後失了业，在台南老家种芒果，听说女儿在台北给警务处的女警官做伴娘，高兴得从台南寄了一布袋芒果干来，说给柳小姐添妆。
此刻陈静宜穿着一件淡粉色的旗袍站在柳素贞身後，替她牵着拖在身後的头纱边缘。她自己的眼圈也红红的，但嘴里还在小声念叨——戒指在左边口袋里，手绢在右边口袋里，头纱别被门把手挂住了，素贞姐你别紧张——也不知道是在安慰新娘还是在安慰自己。周淩在旁边看了她一眼，想说句玩笑话，但看她那副认真得快要哭出来的样子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
柳素贞穿着一袭白色婚纱，是从南京带出来的——那年撤退前夕，她把这件婚纱从娘家的旧樟木箱里取了出来，装进自己的行李箱。那是她母亲早年为她备下的嫁衣，料子是上好的苏州绸缎，款式简洁，没有太多蕾丝花边，只在腰间缀了一排珍珠。母亲说过，这件衣裳不挑人，什麽时候穿都合身。她把它叠好，夹在几件常穿的衣裳之间，从南京带到广州，又从广州带到台北。头纱很长，拖在身後，由陈静宜小心地牵着一角。她手里捧着一束栀子花，那是她在青田街院子里亲手种的，今早刚剪下来。白色的花瓣衬着白色的婚纱，衬得她整个人像一朵素雅的栀子花。
她站在教堂门口，挽着黄厅长的手臂——黄厅长是她父亲的老战友，今天充当她的长辈。管风琴奏起婚礼进行曲，她缓缓走过那条铺着红毯的走道。程慈航站在圣坛前，穿着一套深灰色的塔士多礼服，内衬白色翼领衬衫，领口系着一枚黑色领结。那套礼服是他在南京时定做的，在秦淮河畔的舞会和晚宴上穿过多次，领口和袖口的边缘已经磨得微微发白，但剪裁依然挺括，穿在他身上依然合身。从南京带到广州，又从广州带到台北，一路颠簸，行礼箱的底层压了好几层旧报纸，怕皱了。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袖口，那上面有一道极浅的菸灰痕——是那年冬天在国际饭店的走廊里，被某个女人不小心烫的。他没有特意去补，也一直没丢。晨光透过教堂的彩色玻璃洒进来，在他肩头落下一层斑斓的光影。他看着她一步一步走近，她的头纱遮住了半张脸，但他能看到她的眼睛在薄纱後面闪着光。晨光透过教堂的彩色玻璃洒进来，在他肩头落下一层斑斓的光影。他看着她一步一步走近，她的头纱遮住了半张脸，但他能看到她的眼睛在薄纱後面闪着光。
她走到他面前，黄厅长把她的手交到他手里。她的手很凉，微微发颤。他握紧了她。她没擡头，只是把另一只手也覆上来，两只手叠在一起，安静地搁在他的掌心里。那只手干燥、稳定，和她整理档案时的触感一样。
婚礼的仪式很简单。牧师念了《哥林多前书》里那段着名的话——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」——然後问他，你愿意娶柳素贞为妻吗，无论顺境逆境，无论贫富祸福，都爱她，守护她，直到死亡将你们分开。程慈航说，我愿意。他的声音不大，但在安静的教堂里，每一个字都清晰可闻。
牧师又问柳素贞同样的问题。柳素贞沈默了一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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